古代沒有食品的概念,凡是可以吃的東西,謂之食物,亦即食品。古人認為食品安全是人類應有的基本權利,天賦人權,馬虎不得。

 

漢唐:有毒食品致人死將被處以絞刑

西周盛食器殷簋、現藏于陜西省歷史博物館


“五谷不時,果實未熟,不鬻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這是記載于《禮記》的周代對食品交易的規定。這大概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關于食品市場管理的記錄。“不時”的意思是未成熟。可見,為了保證食品安全,防止未 成熟的果實引起食物中毒,從周代開始,國家就嚴禁它們進入流通市場。而且,為了杜絕商販們為牟利而濫殺禽獸魚鱉,國家還規定,不在狩獵季節和狩獵范圍的禽獸魚鱉也不得在市場上出售。

嘉峪關魏晉壁畫墓出土的畫磚描繪了當時人們享用美食的情景

北魏時期,鮮卑族入主中原,也非常重視食品安全。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一書中記載了淀粉的加工過程,竟然有7道工序:浸米、淘米、熟研、袋濾、杖攪、停置、清澄,不照此工序生產的淀粉,是不允許銷售的。

漢唐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食品交易活動非常頻繁,交易品種空前豐富。為杜絕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場,漢朝《二年律令》規定:“諸食脯肉,脯肉毒殺、傷、 病人者,亟盡孰(熟)燔其余。其縣官脯肉也,亦燔之。當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贓),與盜同法。”即肉類因腐壞等因素可能導致中毒者,應盡快焚毀 變質食品,否則將處罰肇事者及相關官員。

唐代嚴格杜絕有毒有害食品的流通,根據《唐律疏議》可知,一旦某種食物變質,已經讓人受害,那么所有者必須立刻焚燒,否則要被杖責九十。如果不毀掉有害食品反而送人甚至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處徒刑一年。如果這種食品致人死亡,,所有者則要被判處絞刑。別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本應被焚燒但未被焚燒的有害食品造成死亡,食品的所有者也要按過失殺人來處罰。

宋代:食品市場的繁榮靠行會嚴把質量

《清明上河圖》局部,熙熙攘攘的集市

在宋代孟元老所著的《東京夢華錄》中,描繪了東京開封的繁華畫面,并且以大量筆墨寫到飲食業的繁榮。

除了專門的酒樓、食店(風味飯店)、肉行、餅店、魚行之外,還有許多流動商販,在大街小巷和各大飯店內販賣小吃、零食。

這些小商販的產品包括點心、干果、下酒菜、新鮮水果、肉脯等等不下百種。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里,,則提到了臨安的各種食品市場和行會:米市、肉市、菜 市、鮮魚行、魚行、南豬行、北豬行、蟹行、青果團、柑子團、鲞團……如此大的市場,,難免有投機分子仍常常使用“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注水”之類的伎倆牟取利潤。為了加強管理,宋代官府讓各類商人組成“行會”,各個行會對生產經營的商品質量進行把關,行會的首領(亦稱“行首”、“行頭”、“行老”)作為擔保人,負責評定物價和監察不法。商鋪、手工業和其他服務性行業的相關人員必須加入行會,并按行業登記在冊,否則就不能從事該行業的經營。

除行會把關之外,法律也繼承了唐律的規定,對腐敗變質食品的銷售者給予嚴懲。《宋刑統》規定:“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余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并出賣令人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

從上述朝代對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其有關法律舉措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古代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都施以“重典”,規定以有毒食品致人死命者,要被判處絞刑。即使他人盜食有毒食品致死,食品所有者也要被科以笞杖之刑。面對現今日益復雜的食品安全形勢,只有通過對危害食品安全的違法分子施以重罰,才能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維護經濟秩序、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其次,為防止引起食物中毒,周代禁止未成熟的果實進入流通市場。宋代不僅對變質食品的安全施以重典,而且對食品摻假等質量問題也很關注。可見,古代政府對于食品安全的監管強調的不僅僅是食品衛生、食品安全,而且對摻假等食品質量問題的監管也毫不含糊。在當前食品安全立法和監管體制方面,其具體指向應轉變成包括食品衛生、食品安全、食品質量在內的全方位的食品監管體系,為未來制定食品基本法確定范圍和框架。

第三,古代政府對食品質量安全進行監管的同時,還引入了行會管理,通過行業自律,對食品質量進行把關并監察其不法行為。這也為現今我國食品質量和安全監管模式的合理重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徑選擇,對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食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監管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新的更為深切的認識。